贞观政要_卷六论杜谗邪译文

查阅典籍:《贞观政要》——「贞观政要·卷六论杜谗邪」原文

  贞观初年,唐太宗对侍臣说:“我考察前代的历史,发现凡是阿谀逢迎,搬弄是非的人,都是危害国家的败类。他们巧言令色,私结朋党。如果君主昏庸无能,就会被他们蒙蔽,忠义之臣就会受到排挤打击,蒙受不白之冤。所以兰花虽繁茂,却被秋风摧折;国君希望英明,却被献媚的小人迷惑。这样的事情在史书中不胜枚举。现在,我把在齐代、隋代年间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径,简略地说给你们听听。斛律明月,是齐朝的良将,他的声威令敌国闻风丧胆,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,因为害怕齐朝的兵马西渡过来,把他们灭掉。后来斛律明月被孝征用谗言加害致死,周朝的人于是产生了吞齐的想法。隋代的高颎有治国的雄才大略,辅佐隋文帝成就了帝业,他参与朝政二十多年,天下得以安宁。后来隋文帝听信妇人的谗言,摒弃冷落他,最后,他被隋炀帝杀害,隋朝的国政也就开始衰败了。另外,隋太子杨勇指挥兵士,治理国家,达二十年之久,他早已是当仁不让的太子。可是,杨素欺骗君主,残害忠良,他到处散布谣言,说太子没有才能,于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,隋朝灭亡的祸根也由此埋下。隋文帝混淆了嫡出与庶出,结果殃及了自身,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。古人说:‘世道混乱,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道。’这话的确中肯。我常常想,应该防微杜渐,杜绝谗言的根源,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,或者自己不能觉悟。史书说:‘猛兽在山林中出没,野草不会被人采摘;忠正的臣子处于朝廷之中,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。’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。”魏徵说:“《礼记》上写道:‘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,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警觉。’《诗经》说:‘要憎恶小人搬弄是非的嘴,那会搅乱四方邻邦。’另外孔子说,‘邪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’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发现,自古以来的帝王,如果被谗言蒙蔽,枉杀忠良,就必定国破家亡。因此,希望陛下要谨慎啊。”

  贞观七年,唐太宗巡幸蒲州。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,在路边迎接拜谒,并大肆装饰官署,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。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头羊、几千条鱼,准备馈送朝廷贵戚。唐太宗知道这事后,把他召来训斥道:“我巡察黄河,洛水一带,历经数州,大凡有什么需要,都由官府供给。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,雕饰院宇,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,如今不能再这么做了。你应该体会我的心意,把这套坏的作风改掉。”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奸邪谄佞的官吏,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警戒他。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,几天吃不下东西,很快就死了。

  贞观十年,唐太宗对侍臣说:“太子的老师,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。周成王年幼时,以周公、召公为老师,他们都很贤明,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,天下获得太平。秦代的皇子胡亥,秦始皇很爱他,让赵高做他的师父,教授他刑法。胡亥篡位后,诛杀功臣,杀害亲戚,极其残暴,不久就败亡了。由此看来,一个人是善是恶,的确与他所处的环境、所受的影响有关。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交名士,可是交往深的,只有柴绍、窦诞等人,但是他们不具有孔子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:正直、宽厚、见多识广。我继位以来,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、舜圣明,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,北齐后主高纬那样的暴政。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,这是为什么呢?”魏徵回答说:“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,也可以做恶事,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。陛下顺应天意,平定战乱,救万民于水火之中,使天下太平,柴绍、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?但是经书上说得好:‘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,远离挑拨是非的奸邪小人。’这些外在的影响,也不可不谨慎啊。”听后,唐太宗点头称是。

 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:“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《拔士论》,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,不可以身兼数职。我认为,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。”看过奏书,唐太宗对戴胄说:“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,现在我重用房玄龄、杜如晦,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,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。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议论朝政,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。过去,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,齐文宣王狂妄无理,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,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、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。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,也基于此。”于是,把陈师合流放到边远的地区。

  贞观年间,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:“我听说,自古以来的帝王,能够顺从天意,使天下获得太平,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。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,申明冤情,让我听到诤言。现在,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,大都是告发百官,意见非常繁多,让人无法定夺。我发现,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,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,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,是不可能的。而无耻小人,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,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,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。从今以后,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,应当以诽谤之罪论处。”

  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,有人告发他谋反。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:“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,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,于是我就提拔任用他,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?”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,反而把告发者处以斩首之刑。

  贞观十六年,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:“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,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?”褚遂良说:“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,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。善的既然必须记,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。”唐太宗说:“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,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。一是对照前代成功、失败的事实,作为鉴戒;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,共同办好政事;三是斥退小人,不听信谗言。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,始终不会改变。”

  贞观初,太宗谓侍臣曰:“朕观前代,谗佞之徒,皆国之蟊贼也。或巧言令色,朋党比周。若暗主庸君,莫不以之迷惑,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。故丛兰欲茂,秋风败之;王者欲明,谗人蔽之。此事著于史籍,不能具道。至如齐、隋间谗谮事,耳目所接者,略与公等言之。斛律明月,齐朝良将,威震敌国,周家每岁斫汾河冰,虑齐兵之西渡。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,周人始有吞齐之意。高颎有经国大才,为隋文帝赞成霸业,知国政者二十余载,天下赖以安宁。文帝惟妇言是听,特令摈斥。及为炀帝所杀,刑政由是衰坏。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,凡二十年间,固亦早有定分。杨素欺主罔上,贼害良善,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,逆乱之源,自此开矣。隋文既混淆嫡庶,竟祸及其身,社稷寻亦覆败。古人云‘世乱则谗胜’,诚非妄言。朕每防微杜渐,用绝谗构之端,犹恐心力所不至,或不能觉悟。前史云:‘猛兽处山林,藜藿为之不采;直臣立朝廷,奸邪为之寝谋。’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。”魏征曰:“《礼》云:‘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’《诗》云‘恺悌君子,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,交乱四国。’又孔子曰:‘恶利口之覆邦家’,盖为此也。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,若曲受谗谮,妄害忠良,必宗庙丘墟,市朝霜露矣。愿陛下深慎之!”

  贞观七年,太宗幸蒲州。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,迎谒路左,盛饰廨宇,修营楼雉以求媚;又潜饲羊百余口、鱼数千头,将馈贵戚。太宗知,召而数之曰:“朕巡省河、洛,经历数州,凡有所须,皆资官物。卿为饲羊养鱼,雕饰院宇,此乃亡隋弊俗,今不可复行。当识朕心,改旧态也。”以元楷在隋邪佞,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。元楷惭惧,数日不食而卒。

  贞观十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太子保傅,古难其选。成王幼小,以周、召为保傅,左右皆贤,足以长仁,致理太平,称为圣主。及秦之胡亥,始皇所爱,赵高作傅,教以刑法。及其篡也,诛功臣,杀亲戚,酷烈不已,旋踵亦亡。以此而言,人之善恶,诚由近习。朕弱冠交游,惟柴绍、窦诞等,为人既非三益,及朕居兹宝位,经理天下,虽不及尧、舜之明,庶免乎孙皓、高纬之暴。以此而言,复不由染,何也?”魏征曰:“中人可与为善,可与为恶,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。陛下受命自天,平定寇乱,救万民之命,理致升平,岂绍、诞之徒能累圣德?但经云:‘放郑声,远佞人。’近习之间,尤宜深慎。”太宗曰:“善。”

 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:“监察御史陈师合上《拔士论》,谓人之思虑有限,一人不可总知数职,以论臣等。”太宗谓戴胄曰:“朕以至公治天下,今任玄龄、如晦,非为勋旧,以其有才行也。此人妄事毁谤,止欲离间我君臣。昔蜀后主昏弱,齐文宣狂悖,然国称治者,以任诸葛亮、杨遵彦不猜之故也。朕今任如晦等,亦复如法。”于是,流陈师合于岭外。

  贞观中,太宗谓房玄龄、杜如晦曰:“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,以致太平者,皆股肱之力。朕比开直言之路者,庶知冤屈,欲闻谏诤。所有上封事人,多告讦百官,细无可采。朕历选前王,但有君疑于臣,则下不能上达,欲求尽忠极虑,何可得哉?而无识之人,务行谗毁,交乱君臣,殊非益国。自今以后,有上书讦人小恶者,当以谗人之罪罪之。”

  魏征为秘书监,有告征谋反者。太宗曰:“魏征,昔吾之雠,只以忠于所事,吾遂拔而用之,何乃妄生谗构?”竟不问征,遽斩所告者。

  贞观十六年,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:“卿知起居,比来记我行事善恶?”遂良曰:“史官之设,君举必书。善既必书,过亦无隐。”太宗曰:“朕今勤行三事,亦望史官不书吾恶。一则鉴前代成败事,以为元龟;二则进用善人,共成政道;三则斥弃群小,不听谗言。吾能守之,终不转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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